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以崭新的眼光,对中国传统文学作出评论,提出的境界说、情景交融理论等影响深远。图为《人间词话》手稿 资料图片

严羽的《沧浪诗话》对古代诗歌的流变,尤其是唐诗和宋诗作出了深入探讨和总结。图为《沧浪诗话》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本 资料图片

激活传统文论的当代魅力,让传统文论依然照亮当代文艺实践,助力讲好“中国故事”与写好“中国经验”,既是一项迫切而光荣的任务,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光辉灿烂。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文论博大精深、成就卓著,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审美风范。传统文论的代表性作品,如刘勰的《文心雕龙》、严羽的《沧浪诗话》、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等,或体大思精,或别出机杼,或切中肯綮,令人叹服。

传统文论广泛而深刻地论及文艺的起源、本质、特征与功能等,奉献出异彩纷呈的学说。就对文学的本质及起源而言,传统文论从伦理、教化、情感与心理等角度提出各种独到见解。如:两汉《毛诗序》的“言志说”,即“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西汉司马迁的“发愤说”,即“《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西晋陆机的“缘情说”,即“诗缘情而绮靡”;刘勰的“感物说”,即“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北宋周敦颐的“载道说”,即“文所以载道也”;明朝袁宏道的“性灵说”,即“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等。这些都是基于扎实的文艺实践和研究得出的理论成果,一语中的,影响深远,相比西方文论中的类似思想,如柏拉图的“模仿说”、华兹华斯的“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等,可谓难分高下、各有千秋,而且彼此之间形成有效的对话、互补与交融。

传统文论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与可操作性,注重与文艺创作形成良性互动,在总结文艺创作宝贵经验的基础上,全面、系统、深刻地总结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比如,关于作家如何熟悉生活与穷通事理,传统文论有不少的真知灼见。清代刘熙载提出,“论事叙事,皆以穷尽事理为先。事理尽后,斯可再讲笔法”,强调要做好写作与文学研究,首先必须洞悉人情世故,打好基本功。王国维指出,“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主张作者要对宇宙人生了然于胸,感悟透彻。曹雪芹在《红楼梦》中道出创作秘诀:“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传统文论还对文艺批评与研究提出许多重要而深刻的见解。比如,战国时代孟子指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强调文艺批评、研究要“知人论世”,把作品与作家的人品、背景联系起来理解,这与恩格斯提出的文学历史批评方法十分契合。刘勰提出,“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坚持文艺批评与研究需通过广泛阅读作品提高鉴赏力。清代桐城派姚鼐提出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学术研究,追求“义理”、“考证”(考据)、“文章”(辞章)三者相得益彰,实现观点出彩、材料充实与文字漂亮的有机统一,道出学术研究的要害。

传统文论是千百年来在中华文化圈中形成的一个自足的话语体系,凸显着鲜明的中国特色,不仅蕴含中国人的认知方式、哲学观念、价值取向与审美风尚,而且有着自身独特的术语表达、较为完备的知识体系,以及完善的演进、生长轨迹。

传统文论注重文艺教化功能,闪耀着道德理想主义的情怀。传统文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高度重视文艺的伦理教化功能,强调作家的伦理修养与德艺双馨,推崇作家培育崇高的道德情操和深厚的精神境界。元代戏剧家高明呼吁“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刘熙载提出“诗品出于人品”,强调作品的精神品格源于作者的道德品性,而作者应具备高尚的道德品性。王国维指出,“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认为作者高尚伟大的人格是创造高尚伟大文学的先决条件,屈原、陶渊明、杜甫与苏东坡正是这方面榜样。明朝李贽提出“童心说”,认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把作家的赤子情怀视为创作的基础性要求。

源于中国史学的发达,传统文论注重文史哲贯通,积极汲取中国历史的叙事经验。清代章学诚主张文史相通,提出“六经皆史”,并且认为“古文必推叙事,叙事实出史学”,揭示出中国文化的“史学”品性、中国史学的发达与历史叙事的深厚渊源。刘熙载高度称赞《左传》的叙事经验:“左氏叙事,纷者整之,孤者辅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者腴之;剪裁运化之方,斯为大备。”杨义在《中国古典小说史论》里写道:“考虑到中国作为史学大国,从《春秋》,尤其是《左传》开始的史学作为‘小说之祖’的身份,是不应该忽略的。小说家多从史籍中讨教叙事的章法,已经成为我国古代的重要传统。”诚哉是言。

传统文论包含着由中国术语、范畴与原理构建的话语系统,折射着中国人独特的审美思维与审美情趣。无邪、比兴、风骨、隐秀、意境、意象、兴味、性灵、教化等,都是传统文论的基本术语。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兴观群怨、立象尽意、文以载道与情景交融等,构成传统文论的基本原理。齐梁时期的钟嵘《诗品》等以诗性语言表达文学鉴赏,唐代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标举雄浑、冲淡、高古、典雅、洗炼、劲健、自然、含蓄、豪放、清奇、飘逸、旷达等风格,是对中国人思维观念和审美方式灵动而精确的把脉。严羽认为:“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诗者,吟咏情性也。”话里昭示着中华民族的审美自觉,令人想到黑格尔说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王国维提出“词以境界为最上”,凸显中华民族独到的审美观察和艺术眼光。

传统文论是深深扎根我们这片土地,生长出来的一束束“花朵”,在当下依然是鲜活的。不能将传统文论束之高阁,自然也不能照搬挪用,而应在坚定文化自信的基础上,推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充分发掘传统文论的当代意义,使之更好地作用于当代文艺实践。

摆脱近现代以来中国文论“文化失语症”的困扰,打破“西方中心论”的神话,亟待重新认识和激活传统文论不可替代的优势。杨义在《中国叙事学》里写道:“中西文化是两个虽然有所相交……但依然是不同心的圆。倘若不加消化和变通地把另一个圆所引导出来的理论体系,硬套在这一个圆上,就有可能失去这个圆心附近属于精华,或属于自身特色的一些东西。”他坚持不能简单地运用西方文论来衡量与评估中国传统文论,不能简单地用西方叙事学遮蔽中国叙事学,主张“返回中国叙事本身”。这是极具建设性的。

坚持守正创新,以开放性视野加强与西方文论的对话、沟通,从而全面、深刻地发掘传统文论的理论资源与当代价值。在整理、发掘、保护、传承与创新传统文论方面,一大批学者系统、翔实与创新性总结与阐释传统文论的精华,作出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但重建传统文论话语体系是一场持久的接力赛。如何突破西方文论的迷雾、融汇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传统文论,建构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骨的中国文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需要明确目标,统筹与培养专门的人才队伍,从课题规划、学科建设与科研攻关等方面展开行动,逐步取得成效。

对中国当代作家来说,传统文论丰富而珍贵的理论资源可供利用。就传统叙事方法,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有精到的总结:“有特叙,有类叙;有正叙,有带叙;有实叙,有借叙;有详叙,有约叙;有顺叙,有倒叙;有连叙,有截叙;有豫叙,有补叙;有跨叙,有插叙;有原叙,有推叙。种种不同,惟能线索在手,则错综变化,惟吾所施。”关于人物塑造,传统文论高度重视人物的个性化。清代金圣叹指出:“《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李渔也说:“填词义理无穷,说何人,肖何人;议某事,切某事。”传统文论的这些观点,对当代作家塑造栩栩如生、个性鲜明的人物,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和启示意义,并为中国文论的当代创新打下坚实基础。(作者:吴道毅、吴行健,分别系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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