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我国这样一个工业产业门类齐全的国家,淘汰落后的产能是获得友好可持续发展的优选路径,但决不能轻言淘汰或弱化某一个具体产业。

创新是一种技术的性破坏,也是智力特异性表达的无畏探索,生来就受到诸多苛刻条件的限制。发现更多的潜在机遇,寻找困局中扭转乾坤的力量,无疑是创新的最大价值体现。在当代中国,对科技前沿的开拓实践,一直试图优化整合各类要素资源,构建一种最经济的创新链组织方式。此种崭新的模式,本质上并不是创新主体的主观臆断,或是刻意表现个体禀赋的率性作为,而是企图在创造性张力最有可能突破的物理边界(区域和平台限制)、技术边界(行业界别限制、原有技术应用场景固化),和最难以突破的创新想象力边界,开辟与时俱进的新境界。

近十年来,创新活动的蓬勃发展为当代中国的知识转移提供了新的丰富语境。依照传统的知识转移路径:大规模的贸易、产业集群的迁移、规模空前的城市化浪潮,甚至动因不可测的冲突和战争,都是构成海量数据信息和知识转移的主要载体。而以往有关的专题研究忽略的是,由于信息技术和全球化经贸活动的叠加效应,借助互联网的倍增器效应,当代工业和商业活动资源聚合迸发出的能量,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物资集散地、交通枢纽和经济中心对一地、一域、一国社会面貌塑型的主要作用。在这一划时代的变革之中,创新成为踏浪而来的时代宠儿,活跃在更多的社会应用场景中,扮演着现代经济社会知识转移新媒介和载体的双重角色。据此,在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研究知识转移视野下的跨域创新,应当把目光转向一个新的方向:跨越传统的边界,突破理念的藩篱,聚合新质要素,赋能新型工业化国家建设事业。

根据有关统计数据,客观分析中国东部地区技术创新类别的知识转移活动,可清晰地观察到一种现象:文本知识和其他介质所承载的知识进行转移时的一大特征是,微小量的长期转移和海量的短时间转移,以及非常态情况下的瞬间转移,在实践中有着非常鲜明的运动曲线差异,其对场景的适用性匹配,均表现出缺乏较大的自由度,换言之,知识转移的双方,彼此都存有技术输出或接受的“技术画像”和利益预期。而创新活动所承载的知识转移,近年来在跨区域合作中,表现出的多样性和鲜明的地域差异性,令人耳目一新。

以近年来长三角地区颇为活跃的飞地科创为例,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江苏、上海、浙江等地的不同类型创新主体,尝试了多种模式、跨利益主体的飞地合作。具体而言,此类活动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一是从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把创新研发的成果和产品市场化能力的一部分,转移至合作伙伴的一方。在这种模式下,知识转移的面貌呈现,常常是一个合作园区、一个新厂区或若干条嵌入当地产业的新产线。这类活动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中,时常可以看到地方政府的身影。在创新旗帜下的低成本扩张和在地方财政补贴护航下的利益版图拓展,为合作双方主体所欣然接受。此种形态的知识转移,知识输出的主要载体是那些被派往异地,掌握新产品、新技术知识的专业人员,而随之转移的技术方案和产品设备,只是上述人员的创新功能的附属品。“转移”在此刻,专业人士的作用至为重要。这种形态上溯四十年,极像当年活跃在江浙各地的“星期天工程师”。

二是对于发达地区内经济洼地实施的对口援助,已呈现出规模化、制度化、产业化的新格局。这种技术资源的援助,常常是把新技术、新生产工艺和未加深度开发和充分利用的新资源,在先进制造和分利营销的理念下,组合为一种体系化的知识整体输出和接收。此种形态的跨域创新和知识转移,在长三角各省的体量和规模较大,通常是一个经济技术开发区或者是一个完整的县域,输出的时间进程一般持续可达十年以上。在此期间,接收知识转移的地域,产业兴荣,商业活跃,就业增加,完全是旧貌展新颜。令人欣喜的是,在跨域向这些发展洼地输出知识的城市和产业集群中,也普遍有一种获得感:新的利益机制在与伙伴的合作中得以形成并分享,那些未被触及、感知的工商业活动的创新要素被发掘,对口支援中人文交流所激发的灵感,更能够长久地作用于双方的经济合作。

三是以项目串联的跨域式创新,其发力点是拓展和重塑专业技术人员的知识结构。对一线研发人员,进行创新构思的具象化启迪,训练创新的团队化合作技能,培育未来创业伙伴的研发协调能力。近几年来,在上海若干大型产业园和孵化器中,已有为数不少的来自江苏、浙江、福建、安徽等地的创新团队,这种被称为科创飞地的项目合作方式,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业务进修,越来越彰显出其独特的实用价值。以项目为牵引的研发活动,让创新者从发动阶段就避开了外界的不必要干扰,深切领悟从创新构思过渡到物理形态塑造,随后推延至场景应用测试,将商业化模式嵌入全过程的创新实践活动。此种情景中的知识转移,传授给创新者的是鲜活的实战经验,培养其准确的市场感知和信号解读能力,以及锻造应对挑战的心理韧性,在这个环境中,知识正逐步变为创新者品格的有机构成,在这种转移中,知识正成为发展和创造的第一推动力。

当技术创新和研发活动一次次地突破旧有的边界,把可能性推至以往能力所不及的疆域,在此过程中,技术改变社会生活的全部要义就得以充分展现。跨越技术边界的创新,在广义层面上受到两大因素的激发,一是科学技术对原有客观规律的揭示和对原有技术手段的开发,达到一个新的维度或语境;二是对现有技术进行实用化场景的跨界组合,由应用场景来牵引和催生两种或以上的技术,在动态平衡状态中相互塑造,从而达成借梯过墙,对此,有技术哲学的研究者,将其形象地描绘为“1+11,或1+1=0”,即通过不同类技术的组合实现规避,让不同场景的应用开发达成功能互补,有效降低技术应用的不确定性,收缩预设容错度的幅度,消弭彼此原有的技术软肋。

在未来以绿色发展为主要模式的经济活动中,企业不可能重复过往高投入、高消耗、高产出的研发和制造活动。同时,由于经济体规模的日益庞大,社会总的经济增长空间将越来越有限,在这种前提下,满足社会公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应特别倡导在制造业和商业活动中善用组合式创新,进行高效费比的研发活动,以更经济的投入获得最有效率的回报。但在前沿创新领域,对未来优势型产业的求索,彻底改变经济社会面貌的应用技术场景开发,则应当坚持组织最具技术实力的团队,最富有想象力的探索者和具备社会公益情怀的创新者去斩关夺隘。唯有此,跨域创新的整体态势,才能形成科学合理的梯度,才能与现有的社会经济生活不冲突、相融洽。

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在知识转移背景下,通常一个产业的知识更新与其他产业知识更新是不同步的。对于一个大经济体而言,知识更新速率慢的产业,并不一定是一个落后的产业。再者,像我国这样一个工业产业门类齐全的国家,淘汰落后的产能是获得友好可持续发展的优选路径,但决不能轻言淘汰或弱化某一个具体产业,原因有二:

其一,在严峻的外部挑战环境中,体量大、产业全是进行战略博弈和回旋的特殊优势。平心而论,在当下一时未进行深度协作的产业,在恰当时机组合所释放的伟力,远非目前的认知所能给予正确估量和预计的。

其二,知识转移的逻辑已经一再证明,不同产业界别间由知识转移而触发的创新,常有石破天惊之效。在跨界别创新中,把研发活动的基点,放在一个或数个产业界别最前沿的技术应用落地上,将新知识的组合和转移,演化为感知社会生活新需求的无形触角,从而在科技园、孵化器等创新孵育载体中,完成对海量知识的二次创造。在这种知识转移环境中,知识的应用被推向首要位次,而对新知识的概念界定和轮廓描述,则逐步转化为对某一类知识的体系化诠释。随着这一类知识成果的具体商业化应用,用户的使用体验、市场的强弱反馈,不仅是下一阶段创新的新原点,也是跨域合作中,创新内涵式生长环链的起点。

从另一个层面看,跨域创新是对近几年跨界别创新的一种量的扩展和质的优化。每一项具体技术都有其特定的主要应用领域,从积极的意义上看,主流技术应用的排他性,保证了技术及其衍生产品的性能可靠稳定,但又在一定程度上筑起了阻止其他类别技术和创新主体涉足的壁垒,无形中扼杀了新技术跨界并入产业主轨的可能性。切实消除这些壁垒,是跨技术领域实现技术知识转移的第一步,也正是各主要经济体奉行体系化创新,倾力打造城市综合创新体的奥秘所在。

在当代知识转移的实践中,跨界创新和跨域创新不再简单是对地理边界、技术领域、产业界别发起冲击,就本质层面而言,更是用创造的灵感,连接起海山相隔的两个地方,让彼此由陌路变为伙伴;也是让开拓者更自由地穿梭于两个不同的赛道,把竞速的目标,确定为混合接力冠军的角逐。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呼唤更多自由探索的雄才,期盼更多化平庸为神奇的伟略,让创新者腾飞的想象力像万花筒一般,光影莫测,创造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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